三是全国人大还可以行使应当由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行使的其他职权（第62条第15项）。

[29]《美国宪法》第1条第2款。第二到第四部分会分别以古希腊（雅典和斯巴达）、中世纪到近代英国，以及美国的宪制实践为例，试图表明至少当年它们各自的宪制所回应的都是本国的因此是特定的，而不是普世的宪制问题。

面对这一严峻后果，英国议会只能朝着他们想要的正义裸奔而去，1701年制定了《王位继承法》，以相应条款确保任何王位继承人及其配偶必须是英国新教徒。  苏力，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问题是年龄在宪制中有意义吗？有，从来都有，且各国都有，因为与年长有比较紧密的相关关系的是经验和政治需要的其他品格，慎重、稳妥、冷静甚至保守。Constitution的原初或根本指涉是一国的构成，那是多种政治、经济、军事、宗教、文化甚至种族等力量在历史实践中构成和形成的，是完全独立于文字也无需文字表达的实或事。而斯巴达城邦中，同样有民主制因素的公民大会，即便它不是最后决策并承担政治责任的机构。

1787年宪法中丝毫没有提及20世纪下半叶美国司法关注的公民宪法权利问题，这主要源自三年后的采纳的前十条宪法修正案《权利法案》以及美国南北内战时期颁布的三条重要修正案。前者是整个宪制必须应对的有关整个国家政治构成的问题，有关事和实，不但有关普通人，更是法律人或政治家关心的问题。可能是因为三权分立与制衡的原因，总统提名的国务院首长——国务卿要经过参议院的同意，因此，总统的意中人选往往不能完全如愿，而国家安全委员会则完全由总统自己说了算，因此，相较于国务院，历届总统更多的是倚重于国家安全委员会，特别是在遇到重大政治外交危机时，总统都会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来分析决策，久而久之，国家安全会议已经成为淩驾于国务院之上，美国政府实际上讨论和研究重大战略决策的核心组织。

最近若干年，我国外交出现乏力困顿的局面，钱其琛出任外长之时，国际上还对中国外交尚评价甚高，之后的历任外长缺难以与中国日益崛起的大国形象相适合。美国于1947年成立自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直属总统领导并直接对总统负责。现在总是在大陆法学院讲学的苏永钦教授是其弟弟，马英九在面对媒体的时候，还专门提到弟弟在大陆讲学并不影响哥哥的政治决策和立场。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该机构已经成为美国总统重要的幕僚机构之一。

因此，国安会的运作事关两岸政策，同时将影响中美、中日关系。此公毕业于台湾政治大学外交学系，后来赴美国乔治城大学攻读硕士，并于1988年在University of Pretoria（南非）获博士学位。

文革之前，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担任外交部长的做法是一种特殊的不得已的政治操作，在今天是根本不可能了，但是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已经是越来越大，其实力和声音越来越得到接受，国家元首外交的分量日趋重要，其背后的制度支撑实属必要，而且，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而言，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是国家战略的重中之重，必须要高瞻远瞩，未雨绸缪，为中国未来的发展战略进行策划和设计，同时对内协调、沟通各有关部门，以统一行动和步调，实现宪政体制上的突破和定型，如此，才可以实现国家力量配置的优化和国家利益的最大化。这次，台湾方面调整国安会的当家人，正值两岸全系、中美关系、中日关系走向稳定之际，新旧交替关乎台湾的内政外交决策，更影响两岸关系的未来，而苏起和胡为真二人与大陆都有一定的渊源，苏起的背景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淡江大学大陆研究所教授，曾任台当局「总统府副秘书长」、「新闻局长」、「陆委会」主委、「立委」，出任国安会秘书长的时候是六十岁。在蓝绿对立日趋意识形态化的宝岛，和大陆方面一丝一点的联系，都可能会被绿营人找来作为攻击和指责的目标。正是基于此等考虑，尚处于传统政治影响下的大陆决策层没有认同这一战略设想，而是退而求其次，于2000年9月成立一个国家安全领导小组，与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合署办公，采用的还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的办法，听起来似乎有点不伦不类，但是却是至关重要，属于中央直属机关工作机构，负责对外事、国家安全工作领域的重大问题作出决策。

正是由于胡为真坚定的亲中政治立场，值此两岸关系发展进入关键时刻，才使其成为台湾国安会掌门人的铁定人选。国安会的主席由总统兼任，但实际上此部门的负责人是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蒋纬国曾出任此职），其一举手一投足可谓关乎台湾政局之稳定，其政治立场和表态更是影响台湾未来发展的方向，因此，此次台湾国安会秘书长换人可谓非同寻常之举。在驻新加坡代表任上，胡为真批评民进党政府的「去蒋化」与「去中国化」政策，依然挂冠而去，赴美国哈佛大学担任访问学者。当年，江泽民作为国家元首访问美国的时候才真正地理解和见识了美国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回国之后曾希望比照美国NSC的设置成立中国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但是他的这一设想在后来政治局常委会讨论时被否决。

胡为真的背景更是了得，其父亲就是当年占领延安，把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赶得团团转的国军将领胡宗南将军。历史就是如此的诡秘，当年国共交恶，蒋公欲除润之先生而后快，胡宗南为实现蒋公收复延安的战略目标，不遗余力，而今，其子胡为真先生则以其鲜明的亲中立场来执掌台湾国安会。

据大陆中央政治天文台预报，此次地震级数初步测算为6.8级。苏永钦教授在两岸法律界可谓大名鼎鼎，他凭着非凡的功力硬是打通了公法和私法，主要是兼顾了宪法和民法的研究，被中研院法律所的一位同仁称为台湾法律界的鬼才。

从部门的渊源上，台湾的国安会有模仿美国国家安全会议（United States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的嫌疑。胡为真曾经于2001年出版有《美国对华「一个中国」政策之演变》一书（台北，商务印书馆）。如果从中国今天的国际地位和未来发展的态势来看，国家安全和外交问题的重要性已经日益凸显，作为一个有影响力的区域性或全球性的大国，必须对国家战略进行审慎的设计，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对于推动研究国际、国内形势中事关国家安全的重大战略问题、制订出台重大政策，必将起到重大推动作用，也有利于中国提高外交地位，改善在世界上的形象。  台湾政坛近日发生强烈地震， 国家安全会议（以下简称：国安会）秘书长苏起闪电辞职，胡为真走马上任。实际上，总统国家安全事务顾问执掌该机构的大权，基辛格、布热津斯基、赖斯等曾在此职位上任职并叱吒风云于一时，这些美国总统的高级智囊人士都曾以其专业智识和思考影响美国国内决策和国际战略格局。个中原因，各位看官应该比较清楚，因为这一机构可能成为掌管国家安全与外交决策机制人士的自留地，而其他人是不可能分享到一杯羹的，而且，这一机构可能将成为大陆宪政体制外的另一个权力通道，设立这一机构的人即便隐身而去，其将来通过这一机构对中国未来的国家战略施加影响力也是毋庸置疑的。

当时国家主席江泽民亲自任组长，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担任副组长，刘华秋任中央外事领导小组办公室、中央国家安全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现在，这一机构的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是国务委员戴秉国，最近几次重要的外交活动都是由戴秉国代表胡锦涛主席作为国家元首特使出访（新疆事件之后的G8峰会，前一段时间访问朝鲜等），外电已经开始将其称为国家安全顾问。这不仅仅是国际形势发展的迫切需要，也是中国和平崛起制度支撑的内在要求

5.块块压倒条条，实践中地方保护主义盛行。在我国现行的政治体制下，环境保护部门是一个弱势部门，在人力、财力、技术和执法能力诸方面都存在不足，无法满足环境保护的实践需要。

作为环保领域的综合性立法，人们有理由期待环保法修正案应在这个问题上进一步作出详细规定。但即使在目前，环境保护部也无法承担高规格的法定协调机构之责。

目前的立法有两个亟待突破的重点，一是要消除环境非政府组织介入环境管理的制度障碍，二是立法要为环境公益诉讼制度铺平道路。这种权力结构有效地将每一个环境部门置于对本地经济加速发展负有最大责任同时也享有利益的官员手中。[3]具体来说，现行环境管理体制制度在权力配置方面存在如下问题： （1）缺乏高位阶、统一、专门的法律依据。但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因为环境治理经济成本高昂，因此缺乏投资环保的积极性。

按照李侃如的说法：中国的职权已被职能、地域和级别搞得零零散散。4．改革环境管理体制，从块块为主向条条为主转变。

《环境保护法》第7条对环保部门的统管定位存在问题：统管的措辞容易引起部门对立。环境治理 引言 所谓环境管理体制，就是关于国家环境管理机构设置、领导隶属关系划分、权力配置及其运行的一整套规则和制度体系，它应包括法律保障、组织机构设置、权力配置结构和职权运行机制四个部分。

自1996年以来，环境群体性事件一直保持年均29％的增速。要强化环保部门的执法权力，提高环保部门的执法能力。

各级环境保护综合部门应是一个能够代表本级政府行使归口管理、组织协调、监督检查职能的有权威的环境管理机构。从目前的实践状况看，应该进一步总结相关经验，进一步建立、健全相应制度。这方面，可以借鉴《法国环境法典》的编撰经验，该法典将行政管理组织作为环境保护的基本事项之一规定在法典的第一部分。[10]   结束语 从法律保障层面来讲，一国的环境管理体制就是法律构筑的产物，环境管理体制的建立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全面的统筹和安排。

根据《环境保护法》第7条：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对全国环境保护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理，环保部门定位为对环境保护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理的部门，即通常所说的统管部门。至此，我国确立了目前统一监督管理与分级、分部门监督管理相结合、以政府为主导的环境管理体制。

这样的一个立法体系是保障法治社会各行政机构有效运行的必要条件。[7]李侃如：中国的政府管理体制及其对环境政策执行的影响，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1年第2期，第143页。

[6]王曦、邓肠：从‘统一监督管理到‘综合协调，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1年第6期，第85-89页。  【摘要】为完善我国环境管理体制以满足社会发展需要，我国应制定环境管理组织法，将环境管理体制改革纳入法制轨道。